第九十五章 以史为鉴
回到住处,宇文温躺在榻上无法入睡,他没有在杨济那里待太久便转回来,不是话不投机半句多,是因为多说无用。
若要试行开中法修栈道,甚至通过开中法来吸引商屯开岭南,都要花上许多时间策划,若想凭一个晚上的详谈便考虑得面面俱到,那是不可能的。
更重要的是杨济说得对,他本人无需把太多精力放到岭南,所以这些事只需要让杨济负责具体实施即可,宇文温赶回来睡觉,是因为到了明日还有很多事要忙。
然而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,脑子一旦转起来就停不下来,杨济提到了开中法,宇文温便琢磨起开中法,有句话说得好: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亡。
凡事皆有利弊,开中法的兴废在明代是个很重要的事件,直接导致了晋商的崛起,所以宇文温要‘以史为鉴’。
开中法源起宋代,明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不足的问题,实行开中法,用纳粮开中的办法,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地,以此换得盐引支取食盐。
贩盐是暴利,行开中法,官府解决了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,而商人得以进行食盐买卖所以获利颇丰,可谓是皆大欢喜,但随着时间流逝,开中法慢慢就“变味”了。
具体原因,杨济之前已经说过,主要就是参与开中的商人“困守支”,天长日久,开中法的吸引力越来越低,最后无以为继。
种种弊病,连身在明末的杨济都知道,那么明朝中期的朝堂诸公会不知道么?他们难道没有采取措施补救么?
当然采取了措施,然而收效甚微,原因很简单,开中法的败坏,最大原因是统治者不守信用。
把开中比作一场交易,那么交易双方就是官府和商人,官府招标解决边军粮食问题,商人中标后赶在期限到来之前将粮食运抵目的地。
商人完成了交易,官府便支付盐引,但这笔交易还没有结束,因为只有当商人拿着盐引支取到食盐,整个交易才算完成。
而开中法败坏的原因,就是商人无法在短期内支取食盐,出现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支不到食盐的“困守支”,交易没有完成,有人赖账了。
所以开中法出现困守支的情况,实际上就是官府在耍赖皮,拿一张纸忽悠商人白忙活。
这种情况,即便在现代也很常见,以餐饮业为例,最出名的就是政府官员就餐后打白条,然后数年甚至十余年都不结账,硬生生拖垮一个个饭店。
同理,盐引变成了白条,参与开中的商人到盐场无法支取食盐,资金链断裂欲哭无泪,而官府却言之凿凿:本官没说不给盐啊,只是食盐产量不够,明年再说吧。
当交易变得极度不公平,当交易一方开始无底线的耍赖皮,傻瓜才会和他做交易。
那么,是因为食盐产量不够,才导致困守支的情况越来越多么?
不是,这只是其中较小的原因,最主要的原因,是统治者无底线赖账,肆无忌惮的通过盐引获取最大利益,吃相越来越难看,导致开中法崩坏。
当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带头破坏规则,这个交易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。
开中法的规则,就是必须参与开中才能获得盐引,理论上说,盐场年产多少盐,那就行多少盐引,以确保完成开中的商人,凭借盐引到盐场能及时支取食盐。
结果呢,第一个带头搞破坏的就是皇帝。
盐引谁都想要,所以成了皇帝的最佳赏赐物之一,今天赏幸臣数千引,明天赏国戚数千引,后日又赏某人数千引,直接让不参与开中的人获得大量盐引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,皇帝带头搞“下不为例”,权贵们当然也要“下不为例”,各种关系户不参与开中,就能获得大量盐引,其后果就是盐引。
关系户们能仗势到盐场优先支取食盐,老老实实完成开中的商人,拿着盐引到盐场排队等候支盐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为了解决“困守支”的问题,从永乐年开始,官员们就不断努力采取措施整顿,有的主张整顿吏治,惩处管理盐务的贪官污吏,有的主张大力打击私盐买卖,但都是治标不治本。
很简单,官府不守信用耍赖皮,这就是病因,可谁又能治得了?
皇帝要盐引,权贵们要盐引,盐政敢不给?敢不?敢不给关系户优先支取?
皇权时代,这就是个无解的问题,官府的信用,先和皇帝的道德底线有关,其次就是财政问题,最后才是吏治问题,光整顿吏治其实对缓解“困守支”没什么大用。
宇文温不由得联想到现实,如果他多方运作,让朝廷批准在广州总管府试行开中法,那么会出现困守支的问题么?
关系户现在已经出现了,不过那是宇文温特许的,作为各商家和家族踊跃拥军的回报,但他不傻,没有让对方把广州盐场的食盐全包了。
只要他守住底线,那么这个问题好解决,而要想借助开中法在岭南推行商屯,时间跨度大,确实有风险。
自古以来,中原朝廷都重农轻商,加上官本位思想的长期熏陶之下,官员们欺压商人基本没什么思想负担,这是个顽疾,基本不可能改变。
有鉴于此,宇文温才不敢行债券,以免日兴昌被朝廷看中,沦为敛财工具,如同夜壶般用完就被人扔掉,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随之化为乌有。
开中法在广州总管府试行,盐引必然炙手可热,那么权贵们会把手伸过来么?恐怕不会,因为广州太远了。
对于巴蜀、关中、河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淮南的权贵来说,蜀地的井盐、河东的池盐、北起沧州南至吴郡的东部沿海海盐,是最方便染指的盐产地,与之相比,烟瘴之地的广州,吸引力太低了。
那么只要继任的广州总管不蠢或者坏,基于某种目的故意败坏官府信用,那么开中法就能顺利实行,真要变味,那也是数十年后的事情。
然而问题不止这一个,还是因为“前车之鉴”,所以宇文温要提防出现另一个负面影响。
明代开中法崩坏之后,朝廷无法保证宣、大等地边军的粮食供应,又不能裁撤军队,所以只能做出妥协,委托晋商来解决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。
这不可能是亏本买卖,所以晋商得有收入来弥补输送粮草造成的损失,然而山西不产盐,那该怎么弥补?
很简单,走私。
和谁走私?当然是和敌人也就是蒙古人做走私交易。
这样的后果很严重,晋商和边军形成了利益共同体,本该为国戍边的军队参与走私,谁敢来查谁就得死,朝廷即便知道也无可奈何:杀光晋商,谁来给边军提供粮食?杀光边军,新的驻军同样会如此。
而随着时光流逝,更大的走私合作伙伴出现了,那就是建州女真。
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亡,宇文温不想因为实行开中法间接导致走私集团的出现,这不是他杞人忧天,因为若要试行开中法,必然要扩大盐场面积以增加食盐产量,晒盐法迟早会被岭南沿海土豪学了去,然后私盐的产量也蹭蹭蹭往上升。
可想而知,随着岭南食盐买卖的日益兴盛,私盐泛滥导致走私食盐的情况会越来越多,私盐贩子要做这种杀头的买卖,必然选择武装走私。
如此一来,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便会随之出现:盐枭。
颠覆唐王朝的王仙芝、黄巢,可都是盐枭出身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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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重要的是杨济说得对,他本人无需把太多精力放到岭南,所以这些事只需要让杨济负责具体实施即可,宇文温赶回来睡觉,是因为到了明日还有很多事要忙。
然而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,脑子一旦转起来就停不下来,杨济提到了开中法,宇文温便琢磨起开中法,有句话说得好: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亡。
凡事皆有利弊,开中法的兴废在明代是个很重要的事件,直接导致了晋商的崛起,所以宇文温要‘以史为鉴’。
开中法源起宋代,明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不足的问题,实行开中法,用纳粮开中的办法,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地,以此换得盐引支取食盐。
贩盐是暴利,行开中法,官府解决了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,而商人得以进行食盐买卖所以获利颇丰,可谓是皆大欢喜,但随着时间流逝,开中法慢慢就“变味”了。
具体原因,杨济之前已经说过,主要就是参与开中的商人“困守支”,天长日久,开中法的吸引力越来越低,最后无以为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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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采取了措施,然而收效甚微,原因很简单,开中法的败坏,最大原因是统治者不守信用。
把开中比作一场交易,那么交易双方就是官府和商人,官府招标解决边军粮食问题,商人中标后赶在期限到来之前将粮食运抵目的地。
商人完成了交易,官府便支付盐引,但这笔交易还没有结束,因为只有当商人拿着盐引支取到食盐,整个交易才算完成。
而开中法败坏的原因,就是商人无法在短期内支取食盐,出现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支不到食盐的“困守支”,交易没有完成,有人赖账了。
所以开中法出现困守支的情况,实际上就是官府在耍赖皮,拿一张纸忽悠商人白忙活。
这种情况,即便在现代也很常见,以餐饮业为例,最出名的就是政府官员就餐后打白条,然后数年甚至十余年都不结账,硬生生拖垮一个个饭店。
同理,盐引变成了白条,参与开中的商人到盐场无法支取食盐,资金链断裂欲哭无泪,而官府却言之凿凿:本官没说不给盐啊,只是食盐产量不够,明年再说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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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是因为食盐产量不够,才导致困守支的情况越来越多么?
不是,这只是其中较小的原因,最主要的原因,是统治者无底线赖账,肆无忌惮的通过盐引获取最大利益,吃相越来越难看,导致开中法崩坏。
当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带头破坏规则,这个交易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。
开中法的规则,就是必须参与开中才能获得盐引,理论上说,盐场年产多少盐,那就行多少盐引,以确保完成开中的商人,凭借盐引到盐场能及时支取食盐。
结果呢,第一个带头搞破坏的就是皇帝。
盐引谁都想要,所以成了皇帝的最佳赏赐物之一,今天赏幸臣数千引,明天赏国戚数千引,后日又赏某人数千引,直接让不参与开中的人获得大量盐引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,皇帝带头搞“下不为例”,权贵们当然也要“下不为例”,各种关系户不参与开中,就能获得大量盐引,其后果就是盐引。
关系户们能仗势到盐场优先支取食盐,老老实实完成开中的商人,拿着盐引到盐场排队等候支盐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为了解决“困守支”的问题,从永乐年开始,官员们就不断努力采取措施整顿,有的主张整顿吏治,惩处管理盐务的贪官污吏,有的主张大力打击私盐买卖,但都是治标不治本。
很简单,官府不守信用耍赖皮,这就是病因,可谁又能治得了?
皇帝要盐引,权贵们要盐引,盐政敢不给?敢不?敢不给关系户优先支取?
皇权时代,这就是个无解的问题,官府的信用,先和皇帝的道德底线有关,其次就是财政问题,最后才是吏治问题,光整顿吏治其实对缓解“困守支”没什么大用。
宇文温不由得联想到现实,如果他多方运作,让朝廷批准在广州总管府试行开中法,那么会出现困守支的问题么?
关系户现在已经出现了,不过那是宇文温特许的,作为各商家和家族踊跃拥军的回报,但他不傻,没有让对方把广州盐场的食盐全包了。
只要他守住底线,那么这个问题好解决,而要想借助开中法在岭南推行商屯,时间跨度大,确实有风险。
自古以来,中原朝廷都重农轻商,加上官本位思想的长期熏陶之下,官员们欺压商人基本没什么思想负担,这是个顽疾,基本不可能改变。
有鉴于此,宇文温才不敢行债券,以免日兴昌被朝廷看中,沦为敛财工具,如同夜壶般用完就被人扔掉,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随之化为乌有。
开中法在广州总管府试行,盐引必然炙手可热,那么权贵们会把手伸过来么?恐怕不会,因为广州太远了。
对于巴蜀、关中、河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淮南的权贵来说,蜀地的井盐、河东的池盐、北起沧州南至吴郡的东部沿海海盐,是最方便染指的盐产地,与之相比,烟瘴之地的广州,吸引力太低了。
那么只要继任的广州总管不蠢或者坏,基于某种目的故意败坏官府信用,那么开中法就能顺利实行,真要变味,那也是数十年后的事情。
然而问题不止这一个,还是因为“前车之鉴”,所以宇文温要提防出现另一个负面影响。
明代开中法崩坏之后,朝廷无法保证宣、大等地边军的粮食供应,又不能裁撤军队,所以只能做出妥协,委托晋商来解决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。
这不可能是亏本买卖,所以晋商得有收入来弥补输送粮草造成的损失,然而山西不产盐,那该怎么弥补?
很简单,走私。
和谁走私?当然是和敌人也就是蒙古人做走私交易。
这样的后果很严重,晋商和边军形成了利益共同体,本该为国戍边的军队参与走私,谁敢来查谁就得死,朝廷即便知道也无可奈何:杀光晋商,谁来给边军提供粮食?杀光边军,新的驻军同样会如此。
而随着时光流逝,更大的走私合作伙伴出现了,那就是建州女真。
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亡,宇文温不想因为实行开中法间接导致走私集团的出现,这不是他杞人忧天,因为若要试行开中法,必然要扩大盐场面积以增加食盐产量,晒盐法迟早会被岭南沿海土豪学了去,然后私盐的产量也蹭蹭蹭往上升。
可想而知,随着岭南食盐买卖的日益兴盛,私盐泛滥导致走私食盐的情况会越来越多,私盐贩子要做这种杀头的买卖,必然选择武装走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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